改革开放解放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原本是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席桥镇三里村第二居民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成分是下中农。

我家祖祖辈辈中没有一个人识字，我一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读了点书，直至上了初中。1960年暑后，我被淮安农业大学录取，被分配在农学专业六〇一班学习，学制5年。那时候我发奋苦读，以期毕业后能当好新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可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因为天灾人祸，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淮安农业大学被停办。我原来憧憬当农业科技人员的梦想破灭了，只能回到老家当上一名普通的农民——那时叫人民公社社员。我从初识几个字起，就爱写点小东西，新闻、小故事、田头说说唱唱什么的都喜欢写。为此，1957年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开始在当地报纸《淮安报》上发表新闻作品，1963年就当上了《新华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但是，组织上内部掌握我社会关系不好的阴影却总罩在我的心头。当年学校停办后，档案没人管问，便交由本人带回。而当我将密封着的档案袋带回家后，送到哪里也没人收——一个公社社员还要什么档案？最后我自己拆开来看时，发现学校给我的最后评语是：“该生学习认真，思想进步，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且屡打入党申请报告；但该生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基础不纯，应有选择地控制使用。”

这袋个人档案在我家里放了约1年之后，被我所在的席桥人民公社派人来拿走了。不久，中共淮安县委组织部下文任命我为席桥公社三里大队会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被群众批斗了。社会上的造反派说我是“臭老九”，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不纯”的社会关系也是导致我被批斗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造反派们也直接说了，批我“臭老九”的理由是因为我喜欢写写画画，目的是为自己扬名（报上刊用）、得利（拿稿费）；还有一条就是我戴近视眼镜，那是1960年我初中快毕业时因学习成绩较好，眼睛却近视得看不清黑板字，于是，学校免除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共计4块半，让我配了一副眼镜。可是那些造反派们可不管这些，他们在贴大字报和批斗我时都是十分尖锐地批判说：“大家看，我们贫下中农有几个年轻人就戴眼镜的？”“这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弄得我啼笑皆非而无可奈何。

当时我心想，作为一个“政治基础不纯”的人，在那样一个极“左”政治环境笼罩下的社会是什么希望也没有了。但我唯一“死不悔改”的是，仍一如既往坚持写作。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稿不让署自己姓名，也无分文稿费。相反，我还曾因为将写好的稿件拿去县里和公社相关部门审阅而“旷工”被罚过工分。此后，我当过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前后当了2年半，学生家长、同行、学生都说我授课认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教学能力，但由于前边说的种种原因，结果又遭“下岗”。后来，我又当过铺路工、治水工（那时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水利战士”），不过这些都是些临时活，忙乎几个月还得回归到“一亩三分地”上。

虽然我不怕种地，能干我们那里所有的庄稼活，但一家人生活总是很艰难，而且我家比当时的同龄人家庭还要苦一倍。为啥？因为我在外读书，结婚时间比同龄人晚了一两年。也就是说，我是1963年元旦结婚的，而当时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制，上边规定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划分时间是1962年12月31日，这样我妻子就分不了自留地。加之结婚后我们又陆续生了3个孩子，这样一个五口之家却只有我一份自留地，盖上三间两厨的住房后，连种一棵蔬菜的地方也没有，更别说种粮食作物了。而那时又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自留地丈量后，30年内不准改变。因此，我再勤劳，再节俭也无济于事。

记得1973年秋初的一天，当民办教师的妻子下课回到家后，我也从地里干完农活回家了，而家中却什么充饥的糠菜都没有，3个幼小的孩子睁大着眼睛，用期待的目光盯着我们。无奈的我只好让妻子去庄上找邻居借粮，让大女儿找生产队长到集体社场上预支麦芒衍子，到正式分配时再扣除。我自己则从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伤病员断粮后去阳澄湖上找鸡头米（即芡实）充饥这件事得到启发，握着一把割草刀跳到水沟里，寻找那些野生的鸡头，把鸡头的茎秆割下来，再剥掉外皮充饥。

鸡头浑身（茎、秆、叶）都长着尖锐锋利的芒刺，割鸡头秆时，我满身都遭到芒刺，连脸部也不能幸免，全身痛痒、胀痛，完全是个“如芒刺背”的感觉。我原来打算，如果妻子借不到粮食，女儿又支不来烧火草时，全家就只能以剥掉皮的鸡头杆充饥了。所幸的是，那天借到了一点点粮食，也支来了一点麦芒衍子，这样，用一点米和剥掉皮的鸡头杆搅拌在一起整整煮了一大锅稀粥，一家人才充了几天饥。类似这样的生活困难，恐怕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也是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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