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西南铁器的贸易传播

1 西南铁器传播和发展的阶段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西南地区铁器传播发展的开始时期，此时西南地区的先民使用铁器较少。铁器在整个西南地区分布状况不均衡，发展水平也存在区域性差异。较多研究论文指出西南铁器起源多地，也因为这个源起，各小区域的铁器差异就更显著。外有传播渠道不同，内有起源差异，共同造就西南铁器类型复杂。

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西南地区的铁器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此阶段主要是中原和西北地区对巴蜀地区的影响力增大，且有部分铁器由巴蜀通道进入到云贵地区，西南铁器得到发展，铁器数量不断增加，铁器类型更加丰富。铁器生产管理方面出现官营和私营。

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的铁器以生产工具最多，生活用具次之，最少的是兵器，说明铁器的使用比春秋末至战国初时期更广泛的在西南地区普及。靠北的巴蜀之地发展速度较快，变化较大，铁器数量比前期翻番，种类多样化；偏南的云贵使用铁器的情况已较普及。巴蜀传往云贵的铁器数目种类上升。在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贵州赫章可乐等地发掘出大量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的铁器，种类繁多。云南地区铁器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四川输入进来，另外则是本土制造。昭通石门坎曾出土三件东汉的铁钁，上铸铭文“蜀郡”、“成都”，都是巴蜀汉式器物，这说明云南的部分铁器是由巴蜀输入，当时的滇族掌握较成熟的冶铸技术。武帝元封二年在此设立益州郡，直接增强云南同内地的联系，同时内地先进的冶铁生产技术进入了云南[1]。此时滇族可能已使用废铁或外界运来的铁料制作铁器。江川李家山出土一件铜柄铁镰和铜銎铁斧，就已有本地滇族文化特色。而贵州不同，目前未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冶铁遗址，也无设铁官记载。西汉晚期，贵州尚不出铁，也无冶铁业。汉武帝征服南越后，设立郡县，撤掉边界障碍，这些举措让南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纳入汉王朝的统一管辖内，同时汉吏百姓、军队进入该地。由于南夷和中原及巴蜀地区多层次的交流，当地老百姓日常需要的铁器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运进这个地方。蜀地与南夷接壤，西汉的冶铁重地武阳、临邛都距离南夷不远，故贵州的铁器主要依靠巴蜀输入[2]。

2 汉王朝和“西南夷”的铁器贸易

在秦后至汉武帝之前，中原与“西南夷”各政权几无交流，两地商业往来大部分依赖走私贸易。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等意识到西南开发与交流的重要性，即劝武帝恢复对“西南夷”的控制权。汉武帝要求唐蒙、司马相如等联系“西南夷”君长，赠予大量财富劝服归顺汉朝，在攻克南越后，用南越军事力量对西南地区征讨。汉朝趁机设立牂牁、沈黎等七郡，震慑诸夷，“西南夷”地区此时正式纳入王朝版图。两汉之间，西南多次反叛，东汉对“西南夷”采取镇压加安抚的政策，基本维持了汉室的统治。

两汉政府对“西南夷”的开发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加速中原与西南地区的贸易活动。起初铁器贸易坎坷，“西南夷”不愿与汉朝进行官方贸易往来，汉王朝也限制铁器输出，有别于官方贸易的走私大为高涨，铁器在走私中风靡一时。汉武帝平定西南边疆后，原有的贸易路线恢复，汉室开始在蜀地开办官营冶铁。在官营铁器发展之时，私人铸铁与铁器贸易被明令禁止，走私贸易被官营贸易取代，官营占据大量市场。官营铁器贸易在西汉中期迅速发展，大量官铸铁器进入“西南夷”市场赚取巨大利润。西南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精美官铸铁器即为明证，如云南昭通出土的西汉铁锸上就刻有“蜀郡千万”铭文，应属官营贩卖的蜀地铁器[3]。

除官营铁器贸易大量占领铁器贸易的份额，铁器的朝贡贸易也不可小觑。朝贡贸易在铁器贸易份额占据少，但跨越时间长久且稳定。《西南夷列传》“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向我们展现“西南夷”国家向汉朝臣服，进贡当地宝物，获取汉王朝赏赐的贸易方式。朝贡贸易在出土墓葬中也可得到印证，部分君主和高级贵族墓中有少量汉式铁器精品，远超走私及官府规模制造的铁器水准，应属朝觐天子时获得的赏赐。

3 西南铁器贸易的特征及影响

两汉“西南夷”的铁器贸易特征，主要体现在贸易规模迅速扩大、铁制生产工具逐渐普遍以及出现铁器再加工等方面[4]。

汉初由于交通问题及官方贸易限制，西南地区的铁器贸易主要依靠少量走私及朝贡贸易。由于贸易规模过小，高风险走私的铁器过于昂贵，即使是贵族，汉式铁器也非皆可享用。从铁器所占随葬品比重可见一斑，如江川李家山西汉早期墓葬群中，共出土随葬品1300多件，铁器仅有7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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