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化存神名贤遗址与明清西南书院的兴起

名贤遗址是儒学精神传承的缩影和地方历史文化的坐标，是书院兴起及其文化传播的历史合法性来源，清人李长馥就曾指出白鹿、嵩阳、应天、岳麓等书院即“多以名贤遗址为之，其在蜀如北岩、紫岩、青莲、金华数书院，皆名人遗址”①李长馥：《议修子云书院启》，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633页。。揆诸志乘，扩充来看，可以发现西南（本文取狭义，指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很多地区或多或少都能寻觅出这样的书院发生范式。纵观人类历史，时间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其流逝中，总会将物质文明一点点吞噬，只留下几许断碑残碣的陈迹，然而名贤遗址却是具有生命力的种子，它在等待春天，许多书院就是由它而生根、发芽，进而产生广阔的社会性影响。本文旨在以明清西南为地理界域去考察这一基于名贤遗址的书院发生范式及其文化生成和传承的历史现象。

一、名贤遗址的多重内涵与书院文化[见英文版第91页，下同]

所谓“名贤”，就是合乎儒学价值意义系统的历史人物，并且还要获得区域性的认同。长期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人格理想就是“成圣成贤”，其途径不外乎三种：一是亲聆教诲，二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三是经行其过化之地去感格其精神。“过化存神”一词出自孟子“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从遗址的角度看，即其人虽已逝，但是人格精神之浩气长存，行经其地者，无不为之感化。

首先，名贤遗址就是山川、草木、建筑、碑刻或其他物质性遗存，是名贤的事实性亲历（出生、生长、讲学、隐居、宦游等）之所。书院肇始于唐，兴盛于宋，从明清遥看之前的华夏文明史，足已有数千年之久，在不尽的战乱、迁徙和自然风化之后，不少人物可能只限于历史传说，所以与书院相关的名贤遗址得以存留者多为山洞，西南地区因其地貌特征，山洞所在多有之。举例以见其概，比如四川富顺，即有当地学者宋人李见曾读书的读易洞，五百余年之后，明嘉靖四年（1525），知县周夔于洞前建西湖书院，两年后知县侯秩重修并为之作记，书院所建景贤堂，即表达了对先贤李见的追崇，乾隆、道光间又建读易亭。又有陈尧叟（状元）、陈尧佐（进士）、陈尧咨（状元）早年读书之山洞，三陈皆为宋代名臣，山洞称之为“状元洞”，在四川阆中白塔山中，明成化间知府李行斐将此地建为书院，监察御史魏翰为记。又有西汉武帝时邛崃学者胡安点易洞，明万历六年（1578）知州鞠文谷建为讲易书院。

山洞之外，祠堂是名贤过化更为集中的表现地点。周敦颐曾于宋嘉祐年间任职于合州，时有州人张宗范曾从学，建养心亭，周敦颐为之作《养心亭记》，养心亭就成为周敦颐合州过化的一个标志符号。宋理宗时即养心亭建养心堂，祀濂溪，是为濂溪书院，魏了翁为之勒石纪事。明成化中一度兴复，嘉靖十年（1531）御史邱道隆重建于南津，尽管濂溪是否足履南津无考，却亦难断然否定。书院建设的目的十分明确：

合阳为先生过化地，合人之宗先生有自来矣。嘉靖辛卯，练塘邱公按郡，作书院于南津，颜曰“合宗”，表濂溪也。①董新策：《濂溪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第2626页。

耿定力甚至将整个蜀地都作为濂溪的过化之地，在《大儒祠记》中表赞说：“元公崛起荆楚，主敬立极，蜀其过化也。”②耿定力：《大儒祠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第2624页。大儒祠原为大益书院，在成都，张居正毁书院时蜀地官僚士人改制以存其祭祀。嘉靖十四年（1535）阳明书院有同样的特点，当时王杏巡按贵州时，每行郡，闻歌声蔼蔼如越音，问之士民，对答说是“龙场王夫子遗化也”。虽然王阳明讲学之文明书院荒址尚存（后为蒋信修复），阳明洞作为遗址更具权威，王杏建祠却选择了白云庵，因白云庵虽非阳明讲学之所，却亦曾亲身游历，留有“白云僧舍市桥东，别院回廊小径通”等诗句，谓之过化，亦无不可。

此外，不少名贤遗址的具体地理位置已然难以稽考，比如李白故里、杜甫草堂之类，只能依据传说确定。又如魏了翁在宋代所建鹤山书院，到明代中期已说法不一，并作为依据各建书院。鹤山书院一说在邛州治城，明正德十三年（1518）建；一说在蒲江县北，明成化七年（1471）建，之后在明清五百余年中的泸州、眉州、苍溪等地都建起过鹤山书院，甚至蒲江还被认为宋代时就有两所鹤山书院。有学者对此进行考证，认为事实上宋代只有四川蒲江和湖南靖州两所鹤山书院，四川的遗址是在蒲江玉芝山。③胡昭曦：《四川书院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2—332页。这说明，即便是事实性的名贤遗址，某种程度上依然要依凭后人的主观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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